一个批准某项工程的规划。
同前注[2]，刘茂林、石绍斌文。无人能够否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关系，乃是宪法关系的重要内容。
[19]上述说法极易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混淆，而宪法中有私法内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混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结果。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我国学者关于基本义务条款的观点有以下三种：1．宪法不应当规定基本义务。[20]可以说，基本权利是表征人格之完整、独立的整体性权利，无法按份来处分。[36]由于民法（私法）同样是国家权力—立法权的产物，民法（私法）的质量高低同样是宪法对立法权既授予又约束这双重功能的直接反映。而侵害民事权利所引起的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
对此，王广辉教授提出了异议。宪法作用于公法、私法的机制直接体现为宪法对立法权的作用。又如，１９９７年中央财政将原划为地方税种的金融行业的营业税率由５％提高到８％，提高的３％归中央财政。
例如，调整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分享范围、比例、征管、分配使用等的制度渊源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务院下发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财政汲取能力在法律上就体现为财权，其核心即税收立法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特色经济，提供满足人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增强地方经济活力。因此，这些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比较明确，整个国家的财政关系也处于稳定状态。
哈耶克认为民主的含义就是：不论存在什么样的最高权力，它都应当由人民之多数或他们的代表来掌控……⑿ 分税制在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必然是而且 应该是一种民主财政。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能给地方施加种种或明或暗的压力，地方政府没有可能利用组织、程序和规则等制度化渠道来对中央的决策施加影响，即缺乏地方对中央的制约。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发布。选择该种模式，既能确保相当的财政权集中，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主动权。三、深三、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进路 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在规范化地配置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的分工和协作，以提高各级人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偏好，实现人权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
正因为如此，对分税制改革的评价就不能仅仅用经济标准，还应有宪政尺度。（３）将诸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生态工程等准全国性公共事务及一些突发性事项列为中央和地方的共管事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的比例来承担管理和支出责任。所谓民主财政（有时也称财政民主），就是政府依法按照民众意愿，通过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式治理政府之财。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为了解决财力紧张问题，地方各级政府不得不采取捞取预算外收入的办法来履行其应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有的甚至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 ,⒄ 其结果是弊大于利。（３）在分权的策略上，宜采用渐进式、稳健的分权策略。
全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由１９９３年的１２．３３％提高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９．３％。（三）分税制改革在实践运行层面缺乏制约机制难以做到财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宪政国家在实践运行层面上主要体现为权力制约的治国原则和制度。
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的了。在我国，税收法定原则虽然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条中有所体现，但行政税收授权立法权的膨胀已使我国难觅税收法定原则的踪迹。下面笔者分别从宪政的制度、价值和实践运行三个层面来加以分析。１９８８年以后，又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定额补助等具体形式。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地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了对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全国性公共服务事务，诸如全国的铁路、公路、航空、内河航运、海运和管道运输等
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是弱者手中的武器，它只属于平行地位之间的一方（如国家与国家、集体与集体、个人与个人）或不平等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国家——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个人关系中的个人）。
而权利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这种冲突发生在同类主体之间（如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国家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集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权利一般应当优于利益。关于第一点，中外法学家有过许多论述，许多国家的宪法或法律中也有明确规定，如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标准就是社会标准。我国也有学者强调，限制基本权利必须有明确的程序和合理的目的。
任何人都不能简单地将多数人的利益转变为优于个人权利的集体或团体的权利。[12]转引自〔美〕皮文睿：《论权利与利益及中国权利之旨趣》，张明杰译，载夏勇主编：《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8页。当权利与权利冲突时，各权利主体是平等的，不论是个人作为权利主体还是国家、集体作为权利主体。之所以应当对这一类行为进行强制，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冒犯，即不管地区、宗教派别、种族、年龄或性别如何，几乎从全国随便挑选的任何人那里都会对其有同样的反应。
政府在其中只是执行者，而不是直接的决定者（各国法律大多规定涉及公民权利的内容需由议会立法决定）。至于第二点，即权利本身的道德性，则几乎被我们完全忽略了。
为人民服务主要是指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捍卫人民的权利。在国际法上，国家是领土、居民与主权的结合，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公民权利不可能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而只可能与其利益发生冲突，权利只存在于平行主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外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非平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国家与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问题是来自外部的侵犯集体权利的力量不仅可能有政府和其他组织，也可能有其他个人——不是该集体内部成员的个人。
国家对内、对自己的公民，不能放弃国家的安全、财产、荣誉，这恰好是国家对全体公民的义务，是国家的职责。{3}（P64）尚且不说父亲最明白事理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也有自私的、不明事理的、无能的父亲），也不说将国家比喻为父亲是否恰当（国家不顾人民利益而谋求私利的可能性比父亲不顾子女利益而谋求一己之私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单就国家能够更好地照顾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为他们做主这一点来看，已经是在以利益替代权利，等于说公民个人只有利益，而没有权利。当我们的刑法制度仅仅只是建立在用刑罚保护国家和社会秩序基础上的时候，对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个人的有罪性和道德上的当罚性的重视，建立在这样的功利主义或结果主义观点基础上的惩罚制度，不可能认真地对待个人权利或将权利作为限制多数人意志的王牌。如果冲突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如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冲突，集体权利与国家利益或个人利益冲突，孰高孰低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绝对地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权利、集体权利，或个人利益高于集体权利、国家权利，或集体利益高于国家权利或个人权利。
当权利被解释为利益时，证明某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比社会的利益更重要的责任转移给了那个人。见〔美〕J·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王守昌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2页。
既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的人自然就成了人民的大救星，而人民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在无形中被淡化、甚至被抹杀了。个人对集体的侵犯有两种，一是作为集体内的个人对本集体的侵犯，这种侵犯只能是侵犯集体的利益或权力，二是作为集体外的个人对集体的侵犯，这种侵犯可能侵犯集体的利益，也可能侵犯集体的权利。
利益法学强调法官应在尊重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利益一般是相对于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对应的主要表现为个人权利中具有明显利益成分的权利，如财产权、社会保障权等，而不是或主要不是那些明显带有自由成分的权利，如表达自由等。